文学家的哲思——三读《文化偏至论》

群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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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3, 201023:42:48 评论 3,826 3100字阅读10分20秒

其实这篇文章产生于群振对邓晓芒教授的文章《从<文化偏至论>看鲁迅早期思想的矛盾》的阅读。邓教授认为:“自从中国人接触西方文化以来,对西方“抽象人性论”的抵触和批判一直是我们的一种近乎本能的倾向,我们不要抽象,只要具体。”群振认为,邓教授确实有难为鲁迅的嫌疑:鲁迅先生首先是一个文学家,其次是一个思想家,但他毕竟不是一个哲学家,我们不能指望一个年仅27岁的文学青年去解决中西方两个不同质的文化的整合与批判。另外,从知人论世的角度上说,我们不能脱离那个具体的时代谈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异同,而在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还肩负着拯救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

在许多鉴赏鲁迅作品《文化偏至论》的文章中,大家似乎都对鲁迅提出的“超人”理念颇有微词,但群振认为,立足于那样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鲁迅的“超人”不但没有错误,相反是非常切合时宜的。

应该怎样看待鲁迅先生当时的重具体,轻抽象,怎样看待鲁迅生生的超人说,群振的观点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阐述:

一、当时中国的内忧外患,客观上不允许鲁迅有多少时间和心情去思考抽象的思想,这与西方国家的矛盾和社会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国内大不相同。

1907年,身为国民党前身的同盟会刚刚成立不久,中国的有志之士依然在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苦苦追寻。

在国内,戊戌变法以闹剧收场,甲午中日战争彻底粉碎了洋务派的强国之梦。千疮百孔的古老帝国,不仅面临着国内的政治势力的较量与分化,更面临着日本和西方列强的瓜分与蚕食。在亡国灭种的危亡关头,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鲁迅不可能有冷静的心态、充足的时间来大谈够我舅舅一呛西方人文主义的思想和哲学。

二、正是出于对中华民族的热爱,鲁迅才对外来思想采取审慎的态度。在异国他乡的日本,鲁迅依然对中国怀有满腔的热爱。

这可以从他1903年在日本做的诗里面看出来。收于鲁迅《集外集拾遗》一书中的《自题小像》是一首七言绝句,全诗如下: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阁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灵台”指心。“神矢”是古罗马神话中爱神丘比特所持有的神箭, 第一句是说爱国之心难以逃脱“神矢”的射中。“风雨如磐”比喻祖国灾难深重。“阁”是使动用法,是“使昏暗”的意思。 “故园”是东渡日本的鲁迅称代祖国的说法。第二句是说我远离的祖国仍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荃不察”语出屈原《离骚》
“茎不察余之中情兮”,“荃”即芳草,屈原借以喻国君,而鲁迅用以喻人民。第三句是说寄语寒星让他转达我对祖国同胞的致意,但同胞不能理解。“荐”意为奉献。 “轩辕”即黄帝,传说中汉民族的祖先,指代中华民族或祖国。第四句是说我一定要把自己的一腔热血奉献给我的祖国。

正是由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才使鲁迅面对西学东渐的滔滔洪流中保持一份冷静与挑剔。这种冷静与挑剔恰恰向世人照明了鲁迅以国家和民族为重,而不是想到自己的理想和主义。

作者在他的论文集《坟·题记》中说到:“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抛弃旧稿的一个小原因。他们的名,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这种激昂的情怀就是鲁迅对国家和民族的无限的热爱,进而这种热爱变成为拯救当时的中国而进行的西方知识的介绍、学习和研究。

三、目睹了国内阴谋家的嘴脸,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不想让百姓成为个别人长官发财、追名逐利的工具。

在近代西方新兴国家纷纷兴起,中国在对外战争中一败涂地,被打开闭关锁国的大门的时候,鲁迅细致地分析了当时活跃的各种力量和代表人物:“辁才小慧之徒”“学于殊域者”;“立宪国会说”“假是空名,遂其私欲”之人,而这部分人被鲁迅“居多”,可见当时的政治是一片的乌烟瘴气。这些人借着救国之名,“辱国害群,罪当流放”。

正是出于对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综合考虑,才促使鲁迅先生在介绍、学习西方思想的时候总是抱着十分谨慎的态度。

四、一个文学家的冷静。

鲁迅先生在《坟·题记》中说:“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们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们有时 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美满。”

既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又不不定自身的文化传统,使二者完美结合,从而达到拯救中国的目的。因此鲁迅先生在《文化偏至论》中说到:“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这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帮,由是专为人国。”所以,在对待西方思想文化上,鲁迅先生的态度是十分客观和冷静的。

五、骨子里的文人的思想性格和行为逻辑。

其实鲁迅骨子里应该是一个文学家,他习惯于用文人的眼光去观察这个世界,习惯于用文人的思维思考现实的问题。所以,他看到的不是个人的利益,不是帮派的纲领,他只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自己对真善美的追求。正是因此鲁迅心中有这一杆称,他才能置身于世俗的喧嚣之外,看到问题的本质和关键。

这种不唯书,不唯师,不唯上的行为作风,肯定会违逆当时的所谓各怀鬼胎的所谓的思想领袖和达官贵人的利益,甚至不能被当时的民众所以理解。

当然,我们会想到屈原坚持明君贤臣的政治理想而被三次流放、魂断汨罗;李白因坚持浪漫、旷达的人格理想而被赐金放还,从而寄情山水;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京官外调,又因为反对废除新法的司马光而处处碰壁。

文人有赤子之心,有一吐为快的直爽。当时身为违命侯的李煜,明知身陷囹圄,朝不保夕,但他仍然陶醉于自己的诗词王国里浅吟低唱“春江花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并坦言自己为错杀大将林宏肇而后悔不已。这种直爽铸就了他在词坛上的不朽地位,也使他不能像“乐不思蜀”的阿斗那样断续自己年轻的生命。

六、中国传统文化“重实用而轻思想、轻信仰”的特点,也使当时的民众,过于在意个人的利益,而不能在拯救国家的潮流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孔子在这方面给我们的文化心理以深刻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孔子是一个实践主义者,这种言行合一的做法,使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触角大大缩短。弟子问“死”,孔子说过:“未知生,焉知死。”;弟子问鬼,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在中国的有些地方,在祈雨未果时,就给三五成群地抬着神像去游街。这些都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实用而轻信仰的特点。而没有信仰的人群是一个危险的群体,他们往往只是顾及自己的利益,就如后来鲁迅在小说《药》中写的当时群众的落后典型代表华老栓。

七、鲁迅性格中天生的冷峻、严肃和深邃,从而形成了伴随他一生的批判与剖析逻辑。

以鲁迅的人生逻辑,美者自美,没有必要去过多地赞美社会上的美好事物,反相,应该批判人性的劣根性和社会的阴暗与弊病。除去人生和社会恶魔无双上的的毒瘤,那么一个健康的人类群体就会自然到来。所以鲁迅说:“我写小说,往往是揭露种种病态,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当时的旧中国,何尝不是已经病入膏肓,千疮百孔呢。

鲁迅的这种性格特点在他的小说《风筝》中体现的非常明显:鲁迅小时候一次无意中发现弟弟躲在一间屋子里制作风筝,在常人看来,也同样处于青少年的鲁迅也会加入制作的行列,但出人意料的是鲁迅狠狠地呵斥了弟弟,并撕毁了他的风筝。虽然是一篇小说,但显然想通过这篇小说来释怀,表达自己对弟弟童趣的摧残,但同时也反映出鲁迅的性格从幼小时候就是那么的严肃而冷峻。

八、超人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一再召唤超人的到来,但我们必须明白这里的超人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异人,而是能够看清历史发展方向,揣度未来,相机而动,一味任意地说中国人解决内忧外患的英雄人物。只有这样的领袖人物,大量出现,中国人才能超越自身文化的局限,赶出当时面临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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