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建均:重温青年鲁迅的《科学史教篇》

甄建教授的这篇文章发表在《湖北教育学院学报》，通过文章的注释也可以看出，这篇文章基本上对《科学史教篇》内容的归纳，属于自己的见解内容不多。但文章中的一些点评还是有一定深度的，对这篇作品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把这篇文章作为入门。

2005年年11月　第22签第6期　湖北教育学院学报Journa1ofttuheiITlstituteofEducation　NOV.20O5　Vo1.22　No.6

重温青年鲁迅的《科学史教篇》

甄建均（东莞理工学院政法系，广东东莞523106）

摘要：青年鲁迅发表于1907年的《科学史教篇》，距今虽百年之久，但鲁迅从西方科学发展的历程中吸取经验明鉴史教的深邃。透过眩目的物质成果以直探科学之本根的洞见，直击太实利太实用的国民心态的的笔触，寻求科学艺关文学协调发展以致人性之全的祈向，无不给今天的学人以多方面的启迪。

关键词：科学史；科学精神；科学家人格；科学方法；科学与人文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687（2005）06-0070一o2

作者简介：甄建均（1952一），女，广东省东莞理工学院政法系，副教授。

1907年，刚刚改变学医的初衷，决意提倡文艺运动以改变国民精神的青年鲁迅，对西方科学史作了考察。考察的结果以《科学史教篇》为题名，发表在第二年的留学生刊物上。《科学史教篇》将勤劬艰苦、起伏万状之科学历程展示给国人。立意在本着科学之光人文之光普照邦国的希望，给科技落后、急功近利、好走一偏的中国当下以“科学史教”的警示。这篇文章距今虽百年之久，但那从远迫古希腊罗马自然哲学之伟妙运思、近至结出灿烂物质成果的科学洪波中吸取经验、明鉴史教的深邃，那透过眩目的物质成果以直探科学之本根的洞见，那直击太实利太实用的国民心态的的笔触，那寻求科学艺美文学协调发展以致人性之全的祈向和承诺，无不给今天的学人以多方面的启迪。

西方科学的源头在古希腊，古希腊学者对自然万物的追闯探求，开启了近代自然科学诸学之端绪。毕达哥拉斯的数学、亚里斯多德的自然哲学、柏拉图的宇宙生成论、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说、阿基米德的物理学、欧几里德的几何学等等，作为自然科学的胚胎，一直孕育着、影响着几千年来的西方自然科学。在青年鲁迅看来，古希腊学者的贡献不仅在于此。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的那种为中国人所缺乏，却带来学术的“直解宇宙奥秘”的精神。古希腊（包括古罗马）的自然哲学家，用水火气土原子解释宇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无论多么幼稚，但却体现了人类早期“毅然起叩古人所未知，研索自然、不肯止于肤廓”①的精神。正是这种力探未知的科学精神，开人类科学发展发见之先河。

纯理论的与实利最不相干的基础学科，历来为重实用的中国人所缺失和轻忽。青年鲁迅的《科学史教篇》指出，即便在科学中止近一千年的西方中世纪，在导入希腊罗马之学的阿拉伯世界，其林立的学校都以数学、修辞学、哲学、化学教授学生。鲁迅还引用英国著名科学家赫胥黎对中世纪科学发展的研究说，当时的学校都以“天文、数学、几何、音乐为高等教育之四分科，学者非知其一，不足称有适当之教育。”②这种重基础学科的教育，不仅使当时的阿拉伯地域成为世界学术之中枢，而且因学术之盛带来了一系列应用上的发现发明。

青年鲁迅在这里要告诉太急功近利、独重应用科学的中国人这样的道理：“西方科学之盛大绝不缘于一朝，它有深厚的重无形的基础学科的根基。而耸于西方的强大，眩目于西方物质成果的中国同胞，如果只偏重于有形的应用科学，不重无形的理论科学，那么，由应用科学带来的直接成果，虽可灿烂于一时，但这种无根的芭叶很快就会枯萎，只有储能于初，始长久耳。”③

科学的精神在探未知，无形的理论科学重于有形的应用科学，这是青年鲁迅提示给中国人的教益之一。

对造成人类愚昧无知的反科学态度和陋习的反思批判，是西方科学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13世纪的罗吉尔·培庚关于造成迷妄认识的四因说，影响犹为深远。罗吉尔·培庚将造成谬见横行的种种原因归结为四因，这即是摹古、伪智、泥于习、惑于常。罗吉尔·培庚对四因的剖析批判不遗余力，这在当时起到了一扫认识上之阴霾，振聋发聩，推动科学进步的作用。青年鲁迅将罗吉尔·培庚的四因说作为西方科学史上的重要环节介绍给了中国人，他一生也对造成种种悖妄谬见的摹古、伪智、泥于习、惑于常的“四因”斗争不止。

在道德与科学知识的关系上，西方曾有过以宗教道德判决科学，从而压抑科学阻遏科学迫害科学家的黑暗时期。但青年鲁迅认为，这种宗教道德的异化现象不能作为将道德与科学分开来的理由。因为“科学的发见常受超科学之力”④的作用，这即是神圣的理想的召唤道德的鞭策而产生的激情、责任感及不为任何艰难险阻所压倒的一往无前的精神等等。

鲁迅用英国科学家赫胥黎的话来说，科学的发现本于“圣觉”“有此觉而中才亦成宏功，如无此觉，则虽天纵之才，事亦终于不济。”⑤

鲁迅还引用诸多科学家淡泊名利、勤劳谦虚的高尚情操来说明道德与知识的事业不可分，如创光学上的“波动说”且在力学数学上有名的菲涅耳，如在林奈学会上与达尔文同时宣读关于自然选择理论论文的华莱士。鲁迅告诉国人“故科学者，必常恬淡，常逊让、有理想、有圣觉，一切无有，而能贻业绩于后世者，未之有闻。即其他事业，亦胥如此矣。”⑥鲁迅强调说，此非空言。在鲁迅看来，伟大的理想崇高的道德，实在是“近世实益增进之母耳。”迫于外辱的许多中国人，多只看见西方科技带来的物质成果，而青年鲁迅则将带来物质成果，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科学家的伟大理想伟大人格高尚的道德情操，作为进步之母介绍给了中国人。

近代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离不开对科学方法的自觉探索和建构，英国的经验论哲学家培庚和法国的唯理论哲学家笛卡儿，分别对科学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归纳和演绎--作出了各有偏重却又同样至可称道功不可没的贡献。青年鲁迅将两种方法的特点、局限、作用极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介绍给了不经意于方法论的建构缺乏方法论的中国人。

培庚的《新工具》为矫正当时“得一二琐末之事实，辄视为大法之前因”的浅薄学风，力主归纳法。青年鲁迅认为，归纳法的成就不超过实验的范围，就实验而探索新理，进而窥宇宙之大法，归纳法就远远不够了，这必得借重于演绎法，借重悬拟（即假说）。鲁迅说，尽管重归纳的培庚不喜欢悬拟，但悬拟却大有功于科学。科学史表明，所有重大之域的最重大发现，实归于悬拟（假说）。

与培庚相反，以数学名世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儿，其《方法论》著作，全本几何学推理演绎的方法而成。这位继培庚而起矫培庚之偏的哲学家认为，经验的归纳法靠不住，靠得住的只能是以元可怀疑的至简之公理推理出来的理性知识。所以笛卡儿特重演绎法。

青年鲁迅认为，归纳和演绎两种方法应互相补正，“偏于培庚之内籀者固非，而笃于笛卡儿之演绎法，亦云不是。”鲁迅强调：“二术俱用，真理始昭，而科学之有今日，亦实以有会二术而为之者故。”⑦

近代中国的科学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除去多种原因外，与方法论的缺失也是相关的。在中国的先秦时期，曾有过方法论的研究，但在以后的数千年里，系统的方法论研究几成绝唱。致力于科学之光普照邦国的青年鲁迅，将培庚的归纳法和笛卡尔的演绎法介绍给了国人，他也将两种方法发展的历史背景、局限，一并介绍给了国人。鲁迅熟悉西方科学史上各分门别类领域里的重大发现和作出重大发现的科学家，他希望国人能象伽利略、哈维、牛顿、波义耳诸科学家那样，会通两种方法“卓然独立，居中道而经营”……

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在18世纪中叶，已蔚为可观；到了18世纪末，“其效忽大著，举工业之械具资财，植物之滋殖繁养，动物之畜牧改良，无不蒙科学之泽”；⑧到了19世纪，科学带来的“物质文明之盛，直傲睨前此二千余年之业绩……”，“人间生活之幸福，悉以增进”。但“久食其赐”，竞形成这样一种似乎要吞没一切的思潮，即将物质“视若一切存在之本根……惟此是尚，惟此是尊……”。⑨

青年鲁迅告诉人们，造福于今天的科学洪波，“所发之强，所蕴之厚，决不缘于一朝”，其最深不可见的本根乃在于，一代又一代科学家的那种为科学而科学的探求未知研索无止境的精神。这种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与实利之念不相干，”仅以知真理为唯一之仪的，扩脑海之波澜，扫学区之荒秽，因举其身心时力，日探自然之大法而已……”。⑩“岂在实利哉”！

正是这种直奔真理、不计功利的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带来了思想的解放，心灵的开瀹，能力的提升，以及科学的繁荣。起初，科学的进步并未立刻带来直接的物质成果。不过，“蕴酿既久，实益乃昭，”科学洪波汇为大潮，终于带来了百业的兴盛、物质的文明。但试考察科学家最初的科研目的，绝不在实利，青年鲁迅强调说，许多人只惊异于西方的物质成就，只颂扬当前之结果，而看不到历代科学家那种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倒果为因，莫甚于此。”⑪日逐物质结果而不本根是求，这在青年鲁迅看来，直是舍本逐末。

对于落后且处于列强侵凌下的中国，“尊实利”、“摹方术”当然有它的解燃眉之急的作用。但青年鲁迅忧患于举国“惟枝叶是求，无人寻其本”，他希望中国有“不为大潮所漂泛，屹然当横流”。如古贤人者，他们的功业不在一时的显赫，而在“能播将来之佳果于今兹，移有根之福祉于宗国。”⑫

青年鲁迅在提倡科学精神的同时，对徒好实利的态度的批判特别激烈，超过对阻遏科学进步的宗教的批判。鲁迅认为，中世纪的基督教迫害科学家，“事或足以震惊，但社会精神乃于此不无洗涤。”⑬一千多年来的基督教的正面价值毕竟熏陶了一批为人类进步而勇于赴难的坚贞虔诚的人物，正是这些伟大的人物，将历史引入一个新时代。而徒好实利的态度带来的只能是人格的卑下、行为的猥锁，毫无操守是非可言，它只能造成恶果，与人类文明无所益。

中世纪的基督教各国，科学停滞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暴起的宗教对人性的桎梏，在于全社会的精神落于一偏，即将人生的追求绝对地引向道德之义务与宗教对天国的希冀。在这种片面的追求下，早期人类的那种无所顾忌的探求未知的研索精神——“探万汇之原因，问大地之动定，谈月表之隆陷，究星辰之悬属，考成天之质分。”——被视为“愚不可及。”⑭更有甚者，科学家的探索因不合教义，往往被处以残酷的火刑。

青年鲁迅认为，宗教道德的作用在“充人心向上之需要”，但它因矫时俗而走向的绝对化，却将西方引向思想自由几绝的黑暗时期。为了防止社会人于偏，“日趋于一极”而导致的灾难，青年鲁迅强调，科学与文学艺美应协调发展。在发表于同一时期的另一篇文章中，鲁迅说，文学艺美，其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卷。”但它们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如“文学之于人生，其为用决不次于衣食、宫室、宗教、道德。”它能“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能涵养人的神思。一些伟大的文学作品“能直示人以人生之诚理”，从而使人“更力自就于圆满”，“自觉勇猛发扬精进……”。这篇关于文学之于人生意义的文字，也是弃医从文的青年鲁迅对自己对民族的承诺。

青年鲁迅认为，如果忽略文学艺美，“盖使举世惟知识是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⑯纠正因此，鲁迅提醒我们民族：即“人群所当希冀要求者”不仅仅是科学家牛顿，还应有诗人莎土比亚，不仅仅有化学家波义耳，还应有画家拉斐尔，不仅仅有哲学家康德，还应有音乐家贝多芬，不仅仅有生物学家达尔文，还应有文学家卡莱尔……。“凡此者，皆所以致人性之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也。”青年鲁迅是深刻的，他将西方科学史教训提示给中国当下的同时，也把西方科学的人文背景、“人文史实之所垂示”提示给了仅热衷于学西方科技的中国当下。

以健全之人性求民族健全之发展是青年鲁迅牢牢把握的一条理路，《科学史教篇》发表后的30年里，鲁迅沿着这条理路笔耕不辍，他那一部部血荐轩辕的作品告诉人们，在中华民族寻求科学发展的历程中，我们的民族不能没有文学家鲁迅。

在《科学史教篇》发表百年后的今天，在我们民族进一步寻求科学发展的又一个时期，重温青年鲁迅的《科学史教篇》，我们仍可以从中得到诸多启迪和警策。

参考文献：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26、27、35、29、30、32、32、48、32、33、34、29、28、31

责任编辑：罗才荣   

Review on Luxun'S on History of Science

ZHEN Jian-jun

（Department of Politics&Law，Dongg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Dongguan Guangdong 523106，China）

Abstract：On History of Science written by young Luxun was published in 1907.Almost one hundred years ago，Luxun   as a very smart young man f0und that we should learn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science development to avoid the    values of pragmatism an d utilitarianism to pursuit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the personality which still inspires us today.

Keywords：History of Science；scientific spirit；scientist'S persenality；science method；science and humanity；scientificspirit；scientist'Spersenality；sciencemethod；scienceandhuma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