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说开去

1923年7月，鲁迅先生被聘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师，讲中国小说史及文艺理论。这篇发表在1923年12月1日北京《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上的文章，应该就是鲁迅先生这段时间授课和研究的成果，当然，后来他应该是把这篇文章收到到1923年12月11日由北京新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里。而这部书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一标杆性的著作。

客观的评价鲁迅先生，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其实他也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古籍序跋集》《文序跋集》等都可以证明他无可置疑的大学者的地位。当然，在这里，群振不愿意论证鲁迅到底是多么伟大的学者，只是想以鲁迅为个案谈一下做学问和进行文学创作的关系的处理。

鲁迅在1926年10月4日《致韦丛芜、韦素园、李霁野》信中，真实地讲述了他在厦门孤岛上做厦门大学国学教授时的真实感受：“我竟什么也做不出。一者这学校孤立海滨，和社会隔离，一点刺激也没有；二者我因为编讲义，天天看看中国旧书，弄得什么思想都没有了，而且仍然没有整段的时间。”

1926年10月29日《致李霁野》信中又说到：“我在这里所担的事情太繁，而且编讲义和作文是不能并立的，所以作文时和作了以后，都觉无聊与苦痛。”

特别是是鲁迅在1926年11月1日《致许广平》信中说得更加明确、深刻：“对于此后的方针，实在有些徘徊不决，就是：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可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样时，倘不认真，便两样都油滑浅薄，倘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便不胜困惫，结果也是两面不讨好。看外国，做教授的文学家，是从来很少有的，我自己想，我如写点东西，大概于中国怕不无小好处，不写也可惜；但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一定也可以说出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

正如胡锐在文章《旷野里的呼喊——读〈我的N种生活〉》所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在那些占一席之地的作家当中，有相当的一部人，都曾在大学里任教：鲁迅，沈从文，徐志摩，朱自清……可是，能把学术与创作的双重工作结合得完美的只有鲁迅。 群振觉得，这一方面可能因为鲁迅是天才的人物，但另一个方面这也体现了鲁迅先生的执着与勤奋。

当然，作为凡夫俗子，不论是学问还是创作，能在其中一个方面做出一点成绩都可以在现代社会大模大样地以专家学者的身份到处报告和演讲了。可惜的是，现在大部分的学术杂志已经变成个别人发家致富的工具，文学创作也常常把露骨的性行为作为重要的卖点。像韩寒这样的极予创作才能的作家也去当赛车手。

然而，我们中国随着经济发展壮大之后，一再强调的软实力，在世界各地设立了很多的孔子学来促进中国文化的发扬传播，群振以为，这样的做法很可能变为国家的一厢情愿。因为，在当代抄袭的丑闻在各个大学不断发生，一个个博士生导师身份的打工老板纷纷涌现的情况下，再过上一百年，我们依然不会有大师，所以到那个时候，我相信，我们还是不得不抬出孔老夫子子做招牌，因为有作为的作家要么饿死，要么转行，要么成为善于敛财的为富不仁的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