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修为，终得正果

孔庆东教授在他的作品《正说鲁迅》提到这样一个细节，1918年已经37岁的周树人还在补树书屋里，斯人独憔悴：“抄抄古籍，读读佛经，买点古董玩一玩”，后来是在热血青年钱玄同的鼓动下，才被迫出山，但“一出山就笑傲江湖18年，那18年是非常风光的18年，结果怎么样呢？还是没有对手！那18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18年，鲁迅连一个对等的知音都找不到，最后还是寂寞地离开人世，他是独孤求败的一生，寂寞地来，寂寞地去，没有对手”。

孔庆东教授这段文字虽然说得有点文学化，鲁迅先生的代表作品集《呐喊》几乎囊括了鲁迅一生包括《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阿Ｑ正传》《社戏》在内的最重要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有不朽的文学价值，而且抓住了社会的脉搏，以犀利和个性向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开战，由一个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一举成为整个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干将。后来在1924年至1925年所作的小说集《彷徨》虽然以他的深刻对新文化运动进行了有力的反思，但消极和迷茫的氛围也非常的浓厚。

已近中年的鲁迅为什么会由一个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而转身走在了时代的最前沿？是因为他有幸碰见了命中贵人钱玄同，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有心人，在走向中年的时候，抓住了人生腾飞的最后机会，还是他的有些偏执、犀利的思想适应了整个时代的潮流？群振认为，这些观点都或多或少有些道理，但都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群振觉得，我们应该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鲁迅先生的这次人生的腾飞。1909年8月，鲁迅结束日本留学生活，回国。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人生转变是从日本完成的，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所关注的主要是本文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而回国的鲁迅发现这一切所谓先进的思想文化其实在中国是水土不服的。1910年，鲁迅在授课之余辑录《古小说钩沉》，借阅和辑录、校勘了《湘中怨辞》《异梦录》《秦梦记》,1912年8月起，辑录三国吴谢承和晋谢沈的《后汉书》，辑校南宁强淏《云谷杂记》，校对《嵇康集》，1914年4月起陆续选购大量佛学书籍，于公余研究佛教思想。1915年6月《会稽郡故书杂集》刻本在绍兴印成。

鲁迅经过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辑录和校对，不仅丰富了鲁迅先生的国学功底，为他以后在学术界和文化的卓越的成就的创造打下了坚实的根基，而且，这个过程使鲁迅熟悉了中国历史、文学的发展脉络，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正是由于长达10年的知识的积累，特别是他孤身一人，在绍兴县馆藤花馆和补书书屋的时候，在孤独和静寂中，他得以游离于社会的躁动、喧嚣之外，犹如在洞中面壁的达摩，修身养性，对人生和社会进行了终极的思考，才最终成就了鲁迅在1918年开始的鲁迅文学和学术创作的井喷期。可以说，没有这10年的沉淀，就没有鲁迅开始于1918年的辉煌。

1918年4月2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狂人日记》完成，发表于本年5月《新青年》杂志第四卷第五号。在同期《新青年》尚发表新诗《梦》《爱之神》《桃花》。迄1921年8月止，在《新青年》共发表小说、新诗、杂文、译文、通讯等50余篇。这样，鲁迅先生实现了创作的第一个巅峰。

当然当今的学术和文学界，已经没有鲁迅当时的耐心和远大的眼光，在天下论文一大抄等错误思想的引导下，大学教授学术造假、论文抄袭数见不鲜，许多高校在金钱和权益的挤压与诱惑下，已经成为投机政客玩弄权柄，呼风唤雨的舞台，失去了大学作为知识殿堂的圣洁与单纯。就连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也无法幸免。中国学术、文学创作甚至整个社会趋向物质化、功利化，从而导致了中国学术和文学创作的急功近利和唯利是图，从而未能从快速的中国经济增长中受益。中国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最终没有出现大师级的教授和作家，的确让人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