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梅兰芳交恶是谁的过错

这两天在看鲁迅先生的《论照相之类》，群振觉得前两部分，体现了作者的一向的思维和风格，对中国人的落后与愚昧进行了冷嘲热讽，鲁迅的确是一个高人，在风雨飘摇的旧中国，鲁迅先生居高临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民族不幸与落后，作者以自己无以伦比的学识，无所畏惧的勇气，犀利而冷漠的目光，再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哀”“怒”，而这对于千疮百孔的中国，的确是难能可贵的，问题是鲁迅先生还把标枪与匕首投向了另一个人，他就是我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博士。

其实，鲁迅与梅兰芳博士几乎只有一面之交，以鲁迅先生的人格和梅兰芳博士的修养，我们可以肯定，他们之间的恩怨绝对不是个人的误会甚至仇恨，最多说时代的局限与个人的爱好，在这样一个衣食无忧的社会，我们不可能真切地体会他们当时的追求与感受，当然，我们也不能用类似“尖刻”这样的词语来批评鲁迅先生近乎无理的攻击。

一、君子与艺人

鲁迅可郭以称得上是一位严肃的君子，而这种严肃是他的一种天性，戏曲在形式上岂是抽象和虚假的，这可能是鲁迅如此厌恶戏曲进而“恨乌及乌”的原因。“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鲁迅鲁迅人生逻辑的最好说明。也许在从快意恩仇的吴越之地走来的鲁迅看来，男子汉大夫应该敢爱敢恨，而京剧那缓慢的节奏，抽象的动作在充满血性的鲁迅看来，无疑是一种虚伪和做作，令人作呕。

二、贵族与大众

在鲁迅看来，戏剧的作用主要还是娱乐，即使现在，我们依然可以相见，在当时的中国，有多少人能做做到剧院里来欣赏京剧，军阀、政客、地主豪绅……所以，作为京剧，它的直接服务对像是“贵族”，而不是平民。我们知道，鲁迅先生虽然出身于官宦人家，但在他记事时，家道已经中落了，不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归宿上，鲁迅鲁迅更接近劳苦大众，而他对中国劳苦大众的“冷嘲热讽”恰恰表明了他对中国广大劳苦人民的关注与热爱。京剧，这种服务于贵族的艺术样式，也很难得到鲁迅的认可。

鲁迅反感戏曲还在于戏曲本身的世俗性和娱乐性，这在鲁迅看来，戏曲的确有媚俗的特点，那么他的价值也有大打折扣了。如1934年节、6月，鲁迅化名“张沛”在《中华时报.动向》上又发表了《略论梅兰芳及其他》。说“梅兰芳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宠儿……”。

三、歌舞与投枪

据郁达夫回忆：“我有一次谈到了茅盾、田汉诸君想改良京剧，他（鲁迅）根本就不赞成，并很幽默地说，以京剧来救国，那就是‘我们救国啊啊啊’了，是行不通的。”现在我们看来，鲁迅是一个急性子，这一点从他的文学创作上也能看得出来，鲁迅先生极少写长篇，即使像《阿Ｑ正传》这样的中篇小说也是孙伏园多少干涉的结果，后来孙伏园有事到北京，鲁迅先生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让阿Ｑ走向了刑场。另外，以短小、犀利著称的杂文更是在鲁迅的努力下情发扬光大的，要紧的话，只需三言两语，就能表达清楚，因此，他对有些繁文缛节的京剧不感冒，确实在情理之中，这也许表现了鲁迅先生做为伟人的真情怀，他从来是以自己怕喜恶来真切地表达自己，而不是像社会上那些投机的小人顾及自己的利益与前途。

南京大学教授董健说到1933年2月17日，英国著名的文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77岁高龄的萧伯纳访问上海，作为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主席和中国文联的副主席的梅兰芳博士和新文化运动的代表鲁迅先生促成了他们两个文化名人的唯一一次见面，正如当时的报章所说：“萧翁是名流，自配我们的名流招待，且唯其是名流招待名流，这才使鲁迅先生和梅兰芳博士有千载一时的机会得聚首于一堂！”这篇文章使鲁迅深感不快。他不愿意与梅兰芳相提并论，确实体现了鲁迅先生性格的耿介，但鲁迅先生对梅兰芳的批评文章《论照相之类》写于1924年11月11日，所以这种认为别人把鲁迅与梅兰芳相提并论让鲁迅不快也只是我们自己的推测，其实早在十年前，鲁迅已经与梅兰芳分道扬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