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材的历史更迭(上)

群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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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5, 201608:40:07 评论 3,163 5806字阅读19分21秒

【编者按】这篇文章是我准备做一个有关教材的课题时从网上找出来的,今天重新读了一下,的确是文质兼美的,文章虽题目为教材更迭,但却能居高临下地为我们勾勒了民国时期直到21世纪的中国教材发展脉络、中国社会发展轨迹、中国思想的发展变化与进步。数据精准、语言生动、娓娓道来,非大手笔不能如此,虽然从“中国知网”上找到了原文及作者的信息:原文发表在2010年第20期的《文史参考》上,作者是李鹿。很是惭愧,我不了解这样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在这里向这位了不起的作者表示崇敬和感谢!

每到秋季入学,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细微变化总会成为热门话题。今年,鲁迅的《阿Q正传》等经典文章撤离必读教材,偏安选读本,而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贾平凹的《我不是个好儿子》,余光中的《听听那冷雨》走进课堂。各地语文教材的主编几次在媒体上澄清、解释,还是难以平息争论,人教版高中语文新教材执行主编温儒敏说:“能不能别那么关心语文?”

人们不能不关心语文。从识文断字、吟诵歌谣,到品读经典、写作文章,语文在每个人价值观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几篇文章的去留,几段语句的增删,往往是社会变革的缩影。

民国时期小学第一课学的是一个“人”字,课文插图配了一家老少7口人;新中国第一套小学语文教材的第一课是:“毛主席,像太阳,他比太阳更光亮”;大跃进时期的第一课是“公社送我上学堂”;21世纪初,所有小学生上学第一天都在朗读“我们是中国人”;今天,全国统一教材已成为历史,有的孩子第一课学到了“爱爸爸妈妈”,有的学到了“安全第一”,有的学到了“春去花还在”……

语文教材的更迭,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体现着一个国家从意识形态到审美情趣的变迁。

民国时期:“文人”编课本,重在审美

中国现代语文教学始于1905年,清朝废科举、兴学堂,规定中学堂设“中国文学”课。清末民初的教材只选古代散文,直到1920年1月,在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推动下,北洋政府教育部下令全国学校分期废止文言教科书。1922年小学国文科正式改为“国语”科,全部使用白话文,中学国文教科书也开始加入白话文章。

当时各学校有权自选教科书,一时间群雄并起,教材遍地开花。到1937年抗战爆发时,中学国语和国文教科书多达60余种。较为著名的有叶圣陶和顾颉刚1922年编辑的初中教科书《国语》全6册,以及1935年夏丐尊与叶圣陶编写的《国文百八课》。

这些教材收录大量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涌现的佳作,如冰心的《寄小读者》,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 《绿》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徐志摩的《再别康桥》 《想飞》,朱光潜的《谈读书》 《谈情与理》,戴望舒的《雨巷》等。

受政治因素影响,左翼作家基本被排斥在外。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教材和新中国语文教材则与此正好相反,去除了冰心、徐志摩,而左翼作家和解放区革命作家郭沫若、茅盾、丁玲、赵树理等成为课本主力。

国民政府时期,教材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作者依次是周作人,胡适,蔡元培,鲁迅,梁启超。胡适、蔡元培、梁启超以议论文为主,而鲁迅作品只有小说散文入选,“匕首”、“投枪”似的杂文则绝不能出现,因为国民政府的“课标”要求,课文“必须不违背国民党的党义”。

新中国成立后,也是因为“党义”的原因,教材最推崇的是鲁迅的议论文、杂文,小说散文不受重视,而国民政府的“座上宾”胡、蔡、梁三位先生的文章则销声匿迹。

周作人曾经位列教材选文榜首,他的散文《乌蓬船》 《北京的茶食》 《一个乡民的死》和几首新诗从20世纪20年代初就是课堂典范,20多年间被各种版本的教材青睐,还有他的翻译作品,如《卖火柴的小女孩》,是中国课本中最早的外国文学作品。周作人在日军侵华期间留在北平“出任伪职”,抗战胜利后被判刑十年,国共内战结束前夕提前获释,但直到“文革”期间去世,他始终未能洗脱“汉奸”罪名。周作人那些美妙精致的散文再也没能成为课文,后来的几代学生都知道周树人,却不再知道其胞弟曾与他并称文坛“二周”,甚至曾经声望更高。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教研室前主任顾振彪告诉本刊记者:“近年来语文教材选文范围越来越宽了,对于作者的政治身份已经限制很少,不管曾经站在国共哪一边,像胡适、蔡元培、梁实秋,虽然过去有过争议,现在进入课本已经没有争议了,但像周作人这样的作者是不能入选的,这在教材编写者中间也是没有争议的,普通出版物出周作人的作品没关系,但这是教材,‘汉奸’的文章不能当作教材讲给学生。”

民国早期国文教材坚持不选政要人物文章,但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颁布中小学国文“新课标”,要求教材选取“党国要人”“党国文士”的“时文”,于是初中课本有了蒋中正的《新生活运动训辞》《中国国民党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陈布雷的《新生命发刊辞》。

师生自会分辨文章好坏。作家邵燕祥在《中学<国文>琐忆》中写到,1945年秋他在北平入中学,记忆中“除了那些本来不配作教材、硬塞进课本的恶札”之外,课本所选的主要还是传统名文,“平心而论,应该算是文人编的,不是市侩编的也不是党棍编的”。编书的文人“‘属于非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潜意识中要在学生身上培养的,大约也就是这样的一种知识分子气质……是希望通过审美来潜移默化的。”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国民政府的垮台,“重在审美”的国文教材也随之成了历史文物,其中的不少美文,也一度尘封,直到改革开放甚至近几年才重见天日。

新中国新教材:左翼作品和时政文章取代“美文”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通过,其中规定:“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教育废旧立新,首先要立的就是新教材,而语文教材的编写是重中之重,毛泽东亲点叶圣陶担当这一重任。

叶圣陶是领衔新课本的不二人选。他18岁开始教书,26岁与顾颉刚合编初中《国语》全6册,后来又编写了《国文八百课》和《文心》,都是几十年来语文教育界公认的经典课本,他亲手挑选的名篇历经时代淘洗,至今还是重点课文;1949年4月,叶出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委会主任,为解放区编写新教材,提出“解放军打到哪里,教科书送到哪里。”

叶圣陶还有一个别人无法替代的优势,解放前他长期在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担任编辑,并主编《小说月报》 《中国作家》等有影响力的文学杂志,不少后来成为“腕儿”的作家的处女作都是经他的手发表的。比如丁玲,1927年叶圣陶在《小说月报》重要版面刊登了丁的处女作《梦珂》,1928年又在头版头条刊发《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迅即蜚声文坛;1929年叶圣陶推出了巴金的处女作《灭亡》,为这位素不相识的“青年作家”亲自撰写预告;还有沈从文,叶圣陶主编《小说月报》期间一直向沈约稿,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

叶圣陶在文学出版界德高望重,正因为此,他才能对名家名作大动干戈,改掉作品不符合现代语法和中小学生难以理解的地方,再寄回原作者,非但没有人提出任何异议,还都对修改表达感谢和敬意。例如郭沫若的新诗《天上的市街》,作为五四以后新诗的代表作品,20年代就选入了课本,1956年,北京的一位中学语文教师提意见,说现在普通话里已经不说“市街”,而叫“街市”,叶认可了这个意见,又让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给郭沫若写信,郭回信欣然同意,此后学生读到的就都是《天上的街市》。直到改革开放后,教材编写过程中遇到有争议的名人作品,还要请叶圣陶出面裁夺。

叶圣陶做主删掉了古文《口技》中的一段“房事”,50多年来代代学生读到的是“遥闻深巷犬吠声,便有妇人惊觉欠伸,其夫呓语。既而儿醒,大啼。”近年有网友“揭秘”,原文其实是“遥闻深巷犬吠声,便有妇人惊觉欠伸,摇其夫语猥亵事。夫呓语,初不甚应,妇摇之不止,则二人语渐间杂,床又从中戛戛。既而儿醒,大啼。”

被删掉的还有《红楼梦》选文《葫芦僧判断葫芦案》里提到的冯渊“酷爱男风,不喜女色”,以及朱自清《荷塘月色》里的古代“艳词”《采莲赋》。顾振彪解释说,“倒不是叶老保守,要删掉‘妖童媛女,荡舟心许’这样的话,而是《采莲赋》的古文深奥,对于中学生来讲比较难理解。”

1950年秋,新中国第一套语文教材走进全国课堂。尽管叶圣陶坚持的选材标准是一向是“文质兼美”,但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为了巩固政权,“政治标准第一”才是教材编写首要遵循的法则,20世纪30年代国文课本中常见的“美文”基本剔除,解放区和建国之初报刊上的歌颂新中国、歌颂领袖的“时文”大量选入,且随时根据时势增补。比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1951年4月这篇通讯在《人民日报》发表后被广为传诵,毛泽东看后批示“印发全军”,朱德看后连声称赞:“写得好!很好!”不久这篇文章就被添进课本,据说在当年的课堂上,讲到这篇文章很多教师和学生都饱含热泪。

2008年,苏教版的初中语文教材删去了《谁是最可爱的人》,就在那一年,魏巍去世,一时媒体和网络掀起两派争论,一派认为删去这篇文章是对革命传统的背叛,另一派认为,这篇文章更多的是宣传教育的产物,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文中惨烈的战争描写,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控诉、抒情,已不适宜当代课堂。

朱自清的《背影》是一篇命运多舛的课文。《背影》是叶圣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看中并选入教材的传统名篇,也是新中国教材里硕果仅存的“美文”之一,建国初期是受到官方和民间两方面的抵触的,虽然原因截然不同。

一位中学教师反映,《背影》这篇课文在课堂上没法讲,有不少学生的父亲是地主阶级、“反革命势力”,在革命中被“打倒”了,“《背影》讲的是父子之情,这课我怎么上?”

教育部刊物《人民教育》也在1951年7月刊载文章反对课堂上讲《背影》,批评此文“宣扬父子间的私爱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感伤主义的情绪……《背影》在历史上已经起了腐蚀青年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决不能再有它散布‘秋天的调子’的地盘——当作语文课文的范文。”

当时教育部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主管单位,迫于上级压力,1952年4月,人教社发表《关于背影的检讨》:“我们的阶级观点太模糊了,也说明我们还有单纯强调文字技术的观点。”《背影》从那时起在教材中消失,朱自清的孙子朱晓涛曾经问过顾振彪,为什么《背影》几十年都不能进教材?顾振彪回忆,20世纪80年代,人教社编辑们恢复这篇文章时,“心里还是有些‘打鼓’的”,担心再有人提反对意见,还好这种意见并未出现。

2000年,湖北省新版语文教材没有选《背影》,引来质疑,湖北省教材编写人员马上表示这是误会,后续出版的教材中会有这篇文章。据顾振彪了解,湖北省的确打算删掉《背影》,真实的理由是,不少教师反映,这一课越来越难讲了,现在的学生和父辈有“代沟”,他们不理解,朱自清想起父亲,怎么动不动就要哭,“没必要这样”,还觉得父亲对儿子的举动“傻乎乎”的。

只有鲁迅的选文数量能与毛泽东匹敌

新中国第一套课本奠定了两个人在此后几十年教材中的主体地位,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鲁迅。毛泽东的文章比重很大,且数量逐年增加,而鲁迅的文章数量能与毛匹敌,起决定作用的正是毛泽东本人,是他对鲁迅的推崇和喜爱,使鲁迅成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一面旗帜,成为从解放区到新中国语文教材的典范。

鲁迅的文章写作年代较早,不少字词和语法已不符合现代白话文规范,其他作者的作品出现这种情况,教材编写者会予以修改,鲁迅的文章基本不做任何改动就收录,因为一旦要改,就得全篇大改,没人能做这个主。这项“规矩”一直延续到今天,以至教师在讲授鲁迅文章时,要注释出大量“通假字”(比如《记念刘和珍君》的“记”应为“纪”),还要专门阐释一些矛盾、重复语句的“深刻内涵”,比如“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孔乙己》)。

毛泽东对鲁迅的喜爱要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1934年初,左翼作家冯雪峰在瑞金见到毛泽东,向他介绍了上海左翼文艺阵营的活动,作为鲁迅的学生和挚友,冯特别向毛泽东介绍了鲁迅的情况,他提到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冯雪峰还告诉毛泽东,鲁迅看了毛的几首诗词后,认为有一种“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又是开怀大笑。

不久,毛泽东亲自上门找冯雪峰,一见面就说:“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毛泽东说他很早就读过鲁迅的《狂人日记》 《阿Q正传》,现在想重读,可惜在江西山区找不到书,还询问鲁迅近年又写了什么作品。

冯雪峰提到鲁迅对王明路线表示不满,当时毛正受王明、博古等人的排斥,身处逆境的他对鲁迅产生了感情上的共鸣,仿佛得到这位当时颇有声望的文坛巨匠的精神支持,这对当时的毛泽东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毛后来说过,“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尽管他们一生从未谋面。

1936年,王明等人照搬苏联经验,认为左翼作家联盟搞关门主义不利于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指示上海左联解散,鲁迅对此十分反对。当时长征刚刚结束,毛泽东已确立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他委托冯雪峰去上海与鲁迅建立联系,明确表示支持鲁迅。当年秋天,鲁迅逝世前夕,托冯给延安的毛泽东捎一只金华火腿,不过毛只收到鲁迅的心意,火腿刚到西安就被当地同志瓜分吃掉了。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长篇演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称鲁迅为“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这一讲话奠定了鲁迅“三家五最”的 “旗帜”地位,此后,解放区直到新中国的中学语文教材大量增选鲁迅小说和“战斗杂文”,小学课本中则加入很多有关鲁迅的故事,比如1952年版的小学六年级语文课本,选了鲁迅侄女周晔的《我的伯父鲁迅先生》,冯雪峰的《鲁迅和他少年时候的朋友》。

俄语翻译家蓝英年1945年进入晋察中学读书,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语文老师坐在油灯前给同学们讲《狂人日记》的情景:“老师讲得很动情,我们听得很激动、惊讶……老师以革命的前途结束了这堂课:‘毛主席高举政治大旗,朱总司令高举军事大旗,鲁迅高举文化大旗。我们必定高歌猛进,打垮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堂课给我的印象极深,他在我心中种下了崇敬鲁迅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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