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材的历史更迭(下)

群振
群振
群振
1533
文章
347
评论
7月 15, 201609:19:43 评论 3,570 4997字阅读16分39秒

【编者按】前几天与朋友谈高中语文的教材的选编,在昨天的谢师宴上,有家长朋友也发表了对教材的看法:教材忽略了对人思想的教育。这确实是一个大家十分关心的问题,虽然教材的选编远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样简单,但作为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是应该有关心教材的深远影响。作为一个高中语文教师,我们更应该对教材发展的脉络有一个准确的把握,这样我们在教学中处理教材的时候才能更全面、更客观、更科学。

大跃进到文革:语文课成了政治课

1950年到1958年这八年间,语文教材变动不大,只是有些文章受到作者牵累而黯然消失,比如丁玲的《十万火炬》 《五四杂谈》 《苏联人》《我们会见了西蒙诺夫》《果树园》,艾青的诗歌,冯雪峰写的有关鲁迅的文章等,这些文章曾经都是教学的重点篇目,但在1957年,随着丁玲、艾青、冯雪峰、秦兆阳等作家被打成右派,他们的一切作品都被明令禁止讲授。

冯雪峰是毛泽东和鲁迅之间的桥梁,是鲁迅忠诚的学生和朋友,冯被打成右派的罪名之一却是“蒙蔽鲁迅”、“分裂左翼文艺界”,他在1958年4月被开除党籍,撤销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作协副主席等职务,文革期间下放劳改,1976年因肺炎并发症去世,死后三年才得以平反。如今,只有提及丁玲的情爱往事,冯雪峰这个让丁“整个一生中第一次爱过的男人”才会被人记起,而丁玲为之倾倒的才华和文章则蒙上历史的尘埃,鲜为人知。

建国以后语文教材第一次大换血发生在1958 年,“反右”刚刚结束,大跃进方兴未艾,全国都在“跑步进入社会主义”,教育部来不及制定新的教学大纲以跟上形势,便“跑步”赶编了一套临时教材,成了领袖著作和报刊文章集锦。《叫大海献宝要岩石开花》《前山村三天建成水电站》 《神仙办不到的事我们能办到》 《敢想敢干的蔡德顺》《大破迷信建高炉》等,一片热火朝天。为批驳国际上对大跃进的指责,还专门选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这次改动,五四运动到建国以前的作品,除了鲁迅几乎无一幸免。鲁迅的选文篇目也有较大变动,《故乡》《风波》这样“战斗性较弱”的小说落选,杂文大幅增加。

1958年版高中语文第一册,第一次收录鲁迅杂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编选意图在课后练习里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要学生学习“鲁迅先生的立场和精神”、“痛打、消灭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些“落水狗”。

杂文《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课后设计的练习题要求学生“理解革命作家接触实际社会斗争的重要意义”,让青年学生永远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鲁迅讲话的特定环境被有意虚化了,成为完成当时思想教育任务的工具。

杂文《文学和出汗》用来批判 “资产阶级人性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用来证明文艺只有阶级的属性,与思想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文学领域内的“灭资兴无”、大批特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遥相呼应。

当中苏关系紧张的时候,“自力更生,发奋图强”成为时代的又一精神需求,因此课本中选了鲁迅的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鼓舞学生要学习“中国的脊梁”,面对困难要敢拼敢闯。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当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指出:“中学历史课暂停开设,政治和语文合开,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选读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发动师生揭发批判原有教材。”自此,全国统编中学教材停止使用。随后,负责编写、出版全国中小学教材的专业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也被取消了,直到1972年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恢复重建,但编辑人员大多散落在各地劳动。

许多中小学的语文课只学《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即使教材中点缀着李白、杜甫、柳宗元的文章,教师也不敢冒险讲授,稍有失言就可能成为“红卫兵小将”的“批斗对象”。

那时只要能熟练背诵若干毛泽东著作就可升学。作家阎连科回忆到,他通背了《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诗词》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 《愚公移山》),便顺顺利利地升了中学。那时他的语文课外读物只有《金光大道》 《艳阳天》《野火春风斗古城》等革命小说,“我不知道这些小说属于‘红色经典’,以为那时的世界和中国,原本就只有这些小说;小说也原本就只是这样。如同牛马不知道料比草好、奶比水好,以为世界上最好吃的,原本也就是草和水了。”

改革开放:小心翼翼地回归审美

“冰雪融化,种子发芽,果树开花,我们来到小河边,来到田野里,来到山岗上。我们找到了春天。”改革开放以后那几年上小学的孩子,终于不用再读“最高指示”,语文第一课学的课文叫做《春天》。

文革结束后,刚刚复出的邓小平重点抓教育工作,第一步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教材,他指示教育部把人民教育出版社流散在各地劳改的编辑调回,又从大中小学借调一批教师,共计200余人,集中在北京香山饭店编写通用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退休编审张厚感参与了1977年的语文教材编写,他回忆到,新语文课本把叶圣陶当年主持编选的经典文章恢复了三分之二,补了三分之一“新鲜的文章”,所谓新鲜文章就是报刊上的时事文章,仍然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那时,上哪去找新鲜的文学作品?”张厚感说。

总体看来,1977年版的教材选文范围仍然非常狭窄,人教社编审顾振彪解释说,“当时文革刚结束,很多作家还没来得及平反,导致大部分作品不能选。像臧克家的《有的人》,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文革前都是经典课文,我们把课文列表报给教育部,教育部又报给中宣部,返回时这些文章都被圈掉了。”

顾振彪退休前是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主任,他1965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人教社工作,不久就爆发了文革,语文教材基本废止,人教社也解散了,直到1977年顾振彪才正式开始编写教材的工作。他回忆到,当时编辑们大多是从劳改农场刚刚“放回来的”,历经十余年动荡,大家心有余悸,“思想不够解放”,还遵循文革的思维惯性。“建国以来我们编教材的传统一直是突出领袖的文章,1977年,虽然没有接到上级部门明确指示,但编辑们还是自觉选入很多领袖作品或歌颂领袖的文章,比如华国锋的一些讲话。”

当时的小学课文《你办事,我放心》,不少“70后”耳熟能详:“‘你办事,我放心’,为我们选定了带路人。华主席,真英明,除‘四害’,为人民。我们紧跟华主席,高举红旗向前进!”1981年,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你办事,我放心》也退出了教材,1983年中学语文教材修订版出版,删去了《华政委关心咱庄户人》等歌颂华国锋的文章。

传统名篇和古代文学步伐小心地陆续走回语文课本,每一篇课文的回归几乎都要经历权衡和争论。《荷塘月色》回来了,删去了描写荷花的一个比喻句:“有如刚出浴的美人”;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经历了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的集体争论,还是没能过关,顾振彪回忆说,反对最激烈的是东北师范大学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在文革期间受到过江青的接见,“他的思想和我们不太一样,他认为苏东坡写的‘人生如梦’对学生有消极影响,坚决不能选。”

尽管1977年版教材的选文范围非常狭窄,仍有不少师生向人教社反馈,教材内容过多过深,吃不消。当时的语文教师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的中师毕业生和60年代的高师毕业生,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他们闻所未闻,外国文学作品在他们上学时代是禁读的“大毒草”,文言文更是读不懂,讲课只能让学生抄下来背。艾青的诗歌重新被教材接受,却得不到教师的接受,一些教师的思维模式和业务水平仍停留在文革时代,只推崇《回延安》《周总理,你在哪里》,说“艾青的诗有什么好?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

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教育部制定了新的课程计划和教学大纲,要求语文教学在进行语言文字训练的同时,要使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意志、品格和审美的情趣。

“审美”,这个阔别中国语文教育30余年的词终于重新成为教学标准。舒婷的《致橡树》被收入高中语文课本,人教社中学语文室的编审庄文中还记得当时的争议,他力主选用这首现代爱情诗,其他编辑觉得不妥。“我就对他们说,改革开放嘛,试验了再说。结果,教学效果很好,师生都喜欢。”当时河南一所中学,语文教师在讲述《致橡树》时,还引导学生自己创作有关爱情的作品,并将这些作品寄给了舒婷。舒婷特意给他们回信,师生都非常兴奋。

20世纪80年代的教材虽然开始回归审美,但思想政治教育仍然是重心,1986年制订新教学大纲时,顾振彪参加了讨论会议,在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一位副司长转达了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的意见:“文言文最多只能20%。”顾振彪解释说,当时的观念认为文言文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

1989年之后,语文课本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文章的比例,还专门配备了一本补充教材,集合领袖作品、鲁迅作品、《人民日报》和《求是》杂志的评论文章等。

21世纪:从政治性、工具性到人文性

1997年11月,《北京文学》以《忧思中国语文教育》为总题,发表了王丽的《中学语文教学手记》,薛毅的《文学教育的悲哀》,邹静之的《女儿的作业》三篇文章,对语文教学现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引发全社会的语文教育大讨论,全国各大媒体都刊发了大量讨论文章,中文系教授、教育专家、中小学语文教师、家长和学生都加入了讨论,涉及范围之广、参与人数之多在建国以来语文教育史上前所未有。

人们批评语文教材脱不尽极“左”思想的束缚,选文过分强调政治标准,白话文作品“因人选文”,古典作品侧重《捕蛇者说》《卖炭翁》这样反映“阶级斗争”的文章,外国文学更是局限在批判现实主义圈子里。加上陈旧的教参提示,死板机械的考试题,语文教育“扼杀青少年的个性和性灵,扼杀他们发明创造的潜能和热情。”

建国以来直到文革时期,语文教材强调的是政治性,语文课甚至成为政治课;改革开放以来十余年间,顺应“为祖国培养四个现代化人才”的总的教育方针,语文成为一项工具,所选课文按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的分类方法讲授,课文的作用是帮助学生熟练运用语言工具;进入21世纪,在民间呼吁和世界潮流的双重影响下,语文教育开始重视人文性。

2000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再次修订出炉,这是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课改,新编的人教版语文教材不再以1980年代课本为基础,另起炉灶,学生们读到了《罗密欧与朱丽叶》,读到了《荷塘月色》中“刚出浴的美人”,读到了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顾振彪说,“从这时开始,选文的范围扩大很多,徐志摩、梁实秋、张爱玲、沈从文的文章都进来了,这些作家哪怕在文革前也是不能进教材的,周扬、郭沫若、何其芳等早期文艺界领导人对上述作家评价很低,认为他们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对立面,直到20世纪80、90年代之交,这些作家的地位才逐渐改变。现在选《再别康桥》这样的作品,不会有什么争议了。”

政论文章和领导人作品也并没有完全删除,顾振彪解释说,作品是否入选主要看文章本身的质量,毛泽东的诗词很好,这是公认的,当然要选进来。邓小平的《关于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我们认为文章内容和语言都很好,也选了进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文章,现在不选,主要是因为在教学中感到不适于当代学生理解。

人教社不再一统天下,有的甚至一个城市的不同区域,也选择使用不同的版本。各地的语文课本增加了反映地方个性特点的篇目,刘翔奥运夺冠被写入上海市小学五年级的语文教材;辽宁籍航天英雄杨利伟的通讯被节选收入辽宁省2006年语文教材中;广东教材特设了“走近经济”单元,收录了经济学家王则柯的《钱》、茅于轼的《市场经济中新的道德和法治》等文章。

与此同时,一些“经典课文”退出也引起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人士的争议,比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贺敬之的《回延安》,鲁迅的《阿Q正传》……有人认为它们的退出是对传统的背叛,也有人认为现在课本更换几篇文章不值得大惊小怪。

曾经,进入课本标志着一个作者获得官方的认可,被“清出”课本往往意味着被“封杀”,学生课外阅读的渠道狭窄,作品成为课文才能为人熟知。在今天这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各种媒介都有文章的立足之地,学生的课外阅读也比前几代人广泛得多,哪篇文章应该成为“必读课文”也许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如何让学生在自主阅读和品评中培养审美情趣,树立健全人格,才是教育家求索的终极目标。

继续阅读
  • 语乐圈life
  • 语文社区
  • weinxin
  • 关注公众号
  • 优质资源
  • weinxin
匿名

发表评论

匿名网友

:?: :razz: :sad: :evil: :!: :smile: :oops: :grin: :eek: :shock: :???: :cool: :lol: :mad: :twisted: :roll: :wink: :idea: :arrow: :neutral: :cry: :mrgre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