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篇文章产生于群振对邓晓芒教授的文章《从<文化偏至论>看鲁迅早期思想的矛盾》的阅读。邓教授认为：“自从中国人接触西方文化以来，对西方“抽象人性论”的抵触和批判一直是我们的一种近乎本能的...

邓晓芒，男，1948年4月生，湖南长沙市人，1982年武大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现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西方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专攻德国哲学，亦研究美学...

由此看来，欧洲十九世纪文明，它的超越前人古代，领先东亚，真的不要等待详细地查看就表现出来。然而，既然凭借改革与反抗作为起源和根本，就易偏向一个极端，本来就是形势的必然。事情发展到后期，弊病就会自己显现...

十九世纪，以尼采和易卜生为代表的主观主义者，对当时物欲横流的社会潮流的反击，他们的主要功绩以及不足。

个人这一词语，进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务的人提及时，往往当作大的毛病。如果有谁称赞它，人们就把他当作民贼看待。理解的人并没有深刻地认知，清楚地观察，从而错误地理解为害人利己的意思。考查它的本质，根本...

然而，十九世纪末期，思想的变化，它的本原在哪里，它的效果又怎样，它对将来的影响又如何？说到本质，就用它来矫正十九世纪的文明而有所作为。五十年以来，人的智慧得到进步，渐渐地反过来观察以前的做法，看出了它...

翻译《文化偏至论》，是群振以前所以不敢想的事，现在居然开始做了，有点不可思议，呵呵。由于鲁迅这篇写于日本的文言文，可称作是鸿篇巨制，现在先翻译第一段，在翻译过程中，群振也参考了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